扶不起的天子 帝王过客朱载垕

死于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位五年半,年仅三十五岁。之所以说他不显眼,一个是因为他在位时间短,前后仅五年多的时间,而且其前后的嘉靖、万历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远在他之上。

有明一代,十六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是很不显眼的一个,他出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元月二十三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元隆庆,死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位五年半,年仅三十五岁。

之所以说他不显眼,一个是因为他在位时间短,前后仅五年多的时间,而且其前后的嘉靖、万历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远在他之上,其父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其子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他这区区五年夹在中间,匆匆过客一般,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二是,朱载垕在位的这五年间里,确实没有什么很值得可以标榜的功业建树可言,且以嗜财好色多欲见称。

扶不起的天子 帝王过客朱载垕

明穆宗朱载垕像


恩威不测 多疑自愎的父亲

明穆宗朱载垕这一辈子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从小到大都活在父亲朱厚熜端拱修玄,自私猜忌的阴影之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后,明世宗朱厚熜更是幽居西苑,笃信道教,祈求长生,疑神疑鬼,以更独特、专断的方式紧握皇权。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记载,明世宗是“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替;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国榷》卷六十四记载:“(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为了保证权力不被窃取,朱厚熜不信任身边的任何外臣、内官,包括自己的后妃子嗣,对一切影响自己得道成仙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压,几近病态,整个皇宫中笼罩着一片神秘、诡异、肃穆和恐怖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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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修玄问道

畸形的父子关系

嘉靖一朝前期大搞议礼之争,后期崇尚方术,给明世宗朱厚熜的个人家庭也带来了很大影响,其对待后妃和皇子一直是刻薄寡恩,他生前所册封的三位皇后,均未善终。这些后妃给他生下的八子五女中,成活率很低,长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均早殇。为了追求长生,朱厚熜更是痴迷于虔事玄修,处于求子又恐子的矛盾心态中,这直接导致了他和皇子间畸形的伦理关系。

这些皇子中,长子朱载基由阎妃所生,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八月十九日出生,但仅存活两月就夭折,谥号哀冲太子。

次子朱载壑,嘉靖十五年(1536年)出生,系王贵妃所生,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立为了太子,但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一说1552年,此处不做深入讨论)去世,谥为庄敬皇太子。

三子朱载垕,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由杜康妃所生,后来即帝位为穆宗,两岁时被封为裕王。

四子朱载圳,与朱载垕同龄,仅小一个月,系卢靖妃所生,两岁时被封为景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死于安陆,谥景恭王。

《明史∙儒林二》中记载,嘉靖十九年( 1540 年)十二月时,左春房赞善罗洪先建议明世宗为年仅五岁的皇太子朱载壑文华殿讲学,当时正好朱厚熜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上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馀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就这样,因为猜疑大臣们认为他身体不行了,直接迁怒于罗洪先,给废黜为民了。

嘉靖二十四年(1 545年),明世宗命礼部为十岁的皇太子拟议加冠礼。结果礼部报上去了,朱厚熜没有准奏。一直拖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太子已经十四岁的时候,明世宗才为他举行了冠礼。可是在三月十五日举行完加冠典礼两天后,太子忽然患病,《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中记载“越二日,晨,兴疾作,遣医胗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儿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岁。”

扶不起的天子 帝王过客朱载垕

太子朱载壑的突然去世,确实对明世宗朱厚熜打击很大,他开始听信方士陶仲文的“二龙不相见”之说,视亲生儿子为潜在的会危及其仙籍和皇权的敌人,刻意与其保持距离。此时,明世宗身边就只剩下的三子朱载垕和四子朱载圳两个儿子了。

作为在世的皇子,朱载垕按顺序应该是位居皇位第一继承人的,入主东宫,取得储君的身份。但正在明世宗这种畸形的心理作用下,太子之事就没有了动静,群臣也是每有所请,迟迟不见回音,甚至屡次发生朝臣为此被杖被囚被杀的事情,就这样太子之位一直悬了十八年之久。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朱载垕皇位道路上唯一竞争对手朱载圳死于藩封安陆,成为了大明帝国唯一的合法皇位候补人选。

这期间的朱载垕,何尝不焦灼热盼,但他却从未得到过来自皇帝老子的父爱。相反,首当其冲的成了被忌恨的主要对象,一直处在生活苟安窘迫、命运朝夕危惧当中,明世宗不仅剥夺了他本应享有的母爱,还祸及了他的儿子朱翊钧。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正月,朱载垕的生母杜康妃去世,礼部奏请丧祭从优,但被明世宗拒绝,要求裁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则穆宗生母也。礼官请复三年丧,上不许,又引〔明太祖〕孙贵妃故事亦不从,且以避至尊,不宜重服下谕,大臣遂不敢争,且自穆宗就裕邸后,生不得见,没不得诀,亦可悲矣。”

朱载垕母亲杜康妃像

后来,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前两个儿子早夭),也就是后来的明神宗朱翊钧,对于小皇孙出生,朱载垕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知道父亲不喜欢听到有皇孙诞生的消息,因此是“穆宗在潜邸,朝夕危惧。今上诞生,不敢奏闻,至两月间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喜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见于慎行的《谷山笔麈》卷之二)

果不其然,明世宗朱厚熜在得知消息后,不仅不为小皇孙高兴,反而认为是危及自身的祸患,异常反感。在朱国祯《皇明大事记》中记载,明世宗对这位嫡孙的出生是激发暴怒,甚至将要杀人“(裕王)邸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闵如霖贺表中云‘庆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上大怒,剑击其疏曰,‘可斩!渠先子而后我’。降俸三级,出为南礼部尚书”。

就这样,这位皇孙不仅没有享受到皇族的亲情待遇,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更是连自己祖父的样子都没有见过,一直到朱厚熜去世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隆庆登基 开新除旧弊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十二月,明世宗从西苑搬回到乾清宫,不久后去世,终年60 岁。裕王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次年改元隆庆,嘉隆交替,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明史》中这样评价他“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主义。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

朱载垕上台后着手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在治道、政策、人事、奖惩标淮等带根本性的重大方面,大兴翻案之风。嘉靖朝“方士悉付法司治罪,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

这些举措,实际上是朱载垕和大臣们在嘉靖朝时期积蓄的愤懑和共识的爆发。不过有研究认为,明穆宗虽然接受过儒家的正规教育,但缺少对治国之术的实际训练,毕竟他的父亲在世时,他压根没有任何的机会得以参与这种政治活动,也就意味着国家事务可以在皇帝无能或不愿干预的情况下而继续进行。

隆庆时期,首辅大臣前后更换了4次,先后是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除李春芳能力稍欠以外,其余三人皆是雷厉风行。而高拱、张居正原本就是裕王符旧属,与朱载垕关系更是密切。

徐阶像

高拱像

张居正像

原首辅徐阶在朱载垕即位之时,辅佐制定和颁布了嘉靖遗诏,宣布新政,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嘉靖时期的弊政。高拱于嘉绪四十五年(1566年)入阁任大学士,后来,徐阶和高拱二人关系交恶,徐阶被排挤出去,高拱到隆庆五年终得爬上首辅的位置。朱国祯在《皇明大政纪》卷三十六中记载 “徐阶以先朝遗老正其始,高拱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二臣性行不同,忠君斡才则一,或拿或张,并起而牧之。海内无溃池之警,虏使有渭桥之朝,此亦千载一时之盛也。”而作为高拱副手的张居正更是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二人在吏治改革方面,不拘一格降人才,实行能者上,庸者下,使当时腐败的官僚系统得到了较好整治。经济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打击官吏对商人的欺压,解决钱法不通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明朝财政危机问题。

在边务方面,通过“隆庆和议”理顺了与蒙古鞑靼部俺答的关系,先是和平处理了把汉那吉事件,后与蒙古俺答封贡互市,“诏封俺答顺义王”, 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与“北虏”问题一样,“南倭”问题也是嘉靖时遗留下来的一大祸患,到了隆庆时期,朝中要求开禁通商的呼声渐渐多起来,隆庆元年(1572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获得批准,虽然是一小范围的放开,但隆庆开关之后,使得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俺答封贡

隆庆开关

可以说,隆庆时期是一个废弛日甚而又初行改革的时期,一系列政治举措为万历初期的稳定、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其中,各种矛盾交织而又面临着新的转机。

压抑后的放纵 游幸无度早崩逝

从长期压抑恐惧到登基坐了皇帝,骤得皇位重权,巨大的落差变化,使朱载垕这位受尽父皇压制近三十年的新君心理上一下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的朱载垕好似爬出了沉渊,挣脱了枷锁。与其父朱厚熜登基后搞起无休止的议礼之争、玩弄群臣于股掌间相反,明穆宗朱载垕却是甘愿庸碌无为,对朝政不予过问,放手交与阁臣,对自己则是肆意放纵。就像《明史》中评价的“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其是多为粉饰之言,其更多的是整个隆庆年间,他不但免朝听政,即便是突然视朝一次也“临朝无所事事”。

这时的朱载垕从一种病态变成了另一种病态,虽然在政事上形同木偶,但在个人私欲上开始追求宫阖之乐。《国榷》卷六十六中记载“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来,稍好内,掖廷充斥矣。”也就是说,朱载垕在当年身为裕王时,身边妃子没有几人,但自从当了皇帝之后,俨然就是个色迷。在其登基之后,就力排众议,先忙活着到江南遴选年轻貌美女子入宫,引发民间“拉郎配”的风潮。由于好色,朱载垕不得不长期服用春药来支撑,以继续纵情淫乐,身体也是每况欲下。根据《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其在位后两年的半的时间里,大量封授嫔妃,频频临幸宫内妇人,甚至在临终之前,仍不忘下诏册立妃子。隆庆六年(1572年),长期服用媚药的朱载垕终于一病不起,直到五月二十六日逝世。

而且为了满足私欲,朱载垕也是贪财好货。或许是因为之前在裕王府时的生活窘境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即位后的他“穷人乍富”般的挥霍无度,向各部院索取财物,“买玉买珠,传帖屡下。”各类宝玉石、漆器、瓷器、丝绵无不大量增加。而对于言官的上疏,朱载垕则认为是“恶言讪上”,或让锦衣卫杖责下狱,或者是革职削籍。

嘉靖时期,方士居于皇帝身边,恩宠不已。而到了隆庆时期,方士被逐,宦官又卷土重来。朱载垕视宦官势力为可亲可靠之人,在对前朝宦官黄锦加封之后,后来还荫封其侄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其余王本、冯保等人及其子弟,也分别获得了不同提拔和照顾。除了加恩之外,还命宦官为其四处采办贡物,插手军政事务。得亏隆庆一朝时间短暂,这些得宠宦官未能实际攫取到军政大权,否则能否重蹈王振、汪直、刘瑾等人覆辙,真不好说。另外,也是因为朱载垕只是追求个人享受的满足,本人懒于政事,军政大权还是下移至内阁手中,宦官们多是代帝聚敛为主,一时无法夺取权力中枢。


综述

除了隆庆开关、隆庆和议等改革之举外,朱载垕并没有什么值得标榜的地方,即便是这些“雄才伟略”也是在一批通事务之臣努力下的结果。在改革面前,作为一个庸碌无为的昏馈之君,朱载垕算是“无为而静治”,依托身边的一批属任大臣,推动大明帝国走到了或兴或衰的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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