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有钱”的工作:武警把守,与世隔绝

在中国,以前的印钞厂尤其封闭,连工厂的名称都用代号,比如“541厂”。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印钞业开始缓缓揭开神秘面纱,内部的印钞流程也开始向公众透露。

印钞厂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印钞厂不允许公众进去参观。在中国,以前的印钞厂尤其封闭,连工厂的名称都用代号,比如“541厂”(北京印钞厂)。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印钞业开始缓缓揭开神秘面纱,内部的印钞流程也开始向公众透露。

全国“最有钱”的工作:武警把守,与世隔绝

刘超所在的单位,是北京印钞厂。毫无疑问,他所从事的,正是全国“最有钱”的一份工作。

每天在北京印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钞”)工作的8小时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一沓沓印钞纸摞好,送入印钞机里。当他把一大摞比报纸还要大的印钞纸竖起、摞齐时,红扑扑的钞票纸就会像质地柔软的丝绸一般,“哗啦啦”地在他手中翻动、流淌。每当印好的钞票摞成方方正正一车时,无人驾驶的自动运输车就会自己开过来,稳稳地拉起一车大张钞票,匀速驶往立体库房。

当然,社会上也流传着太多关于这里的“传说”,有人说,印钱的都是劳改犯;有人说,员工进出公司都要搜身;还有人说,但凡坐车从北钞门口经过,手机就会失去信号……

但这个神秘工厂并非离群索居地建在荒郊野岭之地,它就在北京核心区内,古朴的大门和厂区内古香古色的建筑显得低调不失底蕴。厂门口,偶尔有周围的居民经过,大家或匆忙赶路或悠然漫步,,上午10点前煎饼果子档还在热腾腾地冒着香气。你绝对想不到,在北京南城这个生活气息极浓的圈子里,竟然藏着一个印钞票的地方。

刚刚进入北钞工作时,刘超曾好奇地在谷歌街景中搜索自己所在的单位,他发现一到厂里边,地图上就变成了空白一片。没有地名、没有门牌号,就像一个被涂改液刷过的不规则矩形,突兀地“粘贴”在西南护城河附近。

早年间,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这里没有招牌,只有一个代号——541,加上出入其中的人员大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对于里面的一切,大家只能完全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去猜想。

全国“最有钱”的工作:武警把守,与世隔绝

作为北钞一名普通的工人,刘超在工作与生活中反差极大。31岁的他,长得帅气,爱打篮球,说起话来幽默干脆,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男孩儿。但只要进入厂子里,他就要将手机塞进车间外储物格里,换上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那192个密密麻麻的储物格,一道道由武警把守的磁卡门,暂时在8小时里隔绝了印钞工人与外界的联系。

那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阳光从车间一侧的巨大窗户照进来,但因为印钞工艺对温度与湿度的特殊要求,车间常年都处于气温23℃、湿度40%的状态中。在车间门外就能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就是印刷钞票的油墨味。

据刘超透露,“我们每个车间都是独立的,只需要负责好各自工作的部分,不能打听其他车间的工作内容,而且还要底细清楚,无不良嗜好,有赌博爱好的更是不行,招聘的最低要求都要有本科以上的文凭,专业方面只允许机电、高分子化学、法律、平面设计、造纸等相关专业才能进入。

每天面对着这么多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几乎每个得知刘超的工作是印钞票的朋友,都会问他这个问题。小时候,刘超觉得父亲在印钞厂里工作,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每次交学费、书杂费时,他都自豪地认为,那些钱都是父亲印的。只有真正到了自己进厂工作后,他才真正明白父亲所说的——“都是产品”。

刘超的工作岗位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垛纸”——钞票到了刘超这一环节,就是要印刷毛泽东头像的部分,他把一摞摞钞票垛齐、送入机器。这看似重复的工作,却丝毫不能懈怠,以防止在下面的工序出现问题。纸张上了机器,真正需要他做出人为调整的,是把几个小木块塞进钞票里,保证产品的平衡。

尽管刘超认为自己的工作和普通印刷厂的工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因为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属性,他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与国民经济联系在了一起……此外,因为拥有国际一流的防伪印刷技术,北钞也承担着印制身份证、房产证等重要工作。

全国“最有钱”的工作:武警把守,与世隔绝

在北钞的一隅,建有一座神秘的厂院,美式建筑与中式的亭台楼阁错落着,历经了清代末年、民国与新中国,屹立至今。

在厂院落成那一年(1908年),美国专家带着先进印钞技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为当时的清朝政府印制了第一套钢凹版雕刻钞票——印有摄政王载沣头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美国专家还带来了两台OTS货运电梯、菲律宾的木质地板和推窗,黄铜色的门把手至今还被使用着,磨得锃亮。走在办公大楼的深红色木地板上,清脆的噔噔声还在发响。

牛博与刘超同在一个机台上工作,是车间里的一名机长,5年前,他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后,来到北钞工作。如今,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掌控设备整体情况,负责产品质量的检查。在印刷过程中,颜色略微深一点,浅一点,我们旁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却能快速辨别出来,及时调整印刷机的版墨部位。

从美国读完硕士回来的李丽斐在北钞干了3年。她生于1988年,负责的工作就是把机器检查过的产品,再次进行抽查。这工作需要足够了解机器的特性,更需要有极强的责任心和耐心。

刚开始工作时,她和同事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见到这么多钱,此生也没有遗憾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天在手里流过的钞票早已变成了一张张产品。她们也不再把手里的红色钞票叫做“100块”,取而代之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产品代号,或者“干了多少‘活儿’”,“干了2车还是3车”。在外头花钱的时候,她也会不自觉地看一眼手里的钱。教朋友们分辨真假钞,也成为了她的一种乐趣。

20多岁当兵退伍时,刘超也曾在其他单位工作过一年,那时他身边都是西装革履的硕士,谈论的都是道琼斯指数等话题,那种感觉,他并不喜欢。在父亲的劝说下,当时24岁的他来到了北钞工作,相比之下,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圈子让他感到亲切自在。尽管工资不算高,但至少不用为租房等生存问题担忧。

刘超的父亲叫刘增和。1980年代,刘增和进入541厂(北钞的旧称),负责过印刷,也干过裁切工作。当时工资只有百十来块钱,每到领工资时,大家伙儿拿着工资条,排着队到会计那签字领钱,到手的全是10块、5块的钱。

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后,有了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对于工人们而言,几乎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面对自己印的产品,大家从没有把它们与‘钱’画上等号。”刘增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露出自豪的微笑。

那时候,541厂几乎是北京效益最好的国企之一,在人们物质生活还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厂里专门为员工在厂门口建了一座礼堂,刘增和还记得,每个周三,他们都能拿着免费的电影票看电影。厂里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职工上班时,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厂里的托儿所。他记得那时候单位经常发放油、米和茶叶等福利,人们都还骑着自行车,往车座上一驮,总会听到街坊们羡慕的声音,“541厂又发福利啦。”

如今,刘超的工作,更多是机械式的重复。有工人粗略地统计过,他们一天累计需要搬运的钞票重量约为2吨。那些看起来柔软的印钞纸,一不留神,有时就在手上划出个小口子。工作虽然辛苦,但对于这个家里的第三代北钞职工来说,他乐此不疲,“我现在也会对我闺女说,你看这人民币可能还是爸爸印的呢。”

在这里,三代甚至四代北钞人的家庭还有很多,一代又一代的北钞人传承并践行着“精印国家名片,诚做厚德之人”的理念,面对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在努力实现着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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